觀察1989年運動初期的大字報、請願書、傳單，有助於瞭解這場運動的軌跡。本文以胡耀邦去世後10餘天中有政治意涵並與遊行靜坐相關的運動文件和記錄作為線索，在官方對運動壓制的背景下，梳理相關大字報、請願書、傳單與運動參與階層迅速擴大的關聯。
中共核心元老鄧小平以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」壓制社會爭取基本自由，為1989年運動準備了另一類導火索。而點燃這個導火索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之後的大字報，其中一張揭露中共官僚的特點，其中一張如下：
「貓養七二鼠食盡民脂民膏最終貓成碩鼠
魂繫民心呼喊捉鼠打鼠畢竟魂仍是忠魂
黑貓白貓不抓老鼠才是好貓
賭棍惡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」
這張大字報將胡耀邦喻為「魂繫民心、呼喊捉鼠打鼠』的「忠魂」，反諷了鄧小平以「黑貓白貓抓老鼠」不過是貓鼠一窩，都變成貪婪可憎欺壓人民的碩鼠，鄧小平和其他高官喜歡賭橋牌，喻以債券等敲詐人民。不少類似的大字報就胡耀邦的被迫下臺，分析了中共制度性剝奪了公民的民主權利。這些大字報批評專制制度是腐敗和欺壓人民的根源，指出只有人民經過直選授權的政府才是合法的，只有民主制約機制才可以防止專制。大字報號召高校學生上街遊行，使全社會都參與「爭取民主，反官倒、反愚弄、反欺詐」。
4月17日，北京等地高校學生開始上街遊行。18日晨，北大人大等高校遊行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，要求人大常委接受請願書，並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請願內容。請願書中要求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、取消北京當局限制遊行示威權利的十條規定和新聞自由，尤其獲得了在場工人和市民的共鳴，他們在工作單位和日常生活中因官員濫權、腐敗而遭遇不公正。18日晚20時，在學生遊行和靜坐21小時後，人民大會堂前已經聚集了數千名示威者。官方派出了團中央書記劉延東（人大委員）、北京教育局局長陶希平、中央電臺播音員宋世雄（人大代表）接受請願書，但三人只表示轉交。靜坐示威者前往紀念碑，再次讀出遊行請願內容，獲得了在此聚集數萬民眾的支持，在現場討論後，決定遊行到新華門前靜坐，再次遞交請願書。4月18日和19日晚，民眾在新華門前靜坐，遞交請願書。4月20日淩晨，軍警對新華門前及周圍清場，毆打和平請願人士，一些人受傷。
問責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和合法性
4月20日新華門血案，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會官方拒接學生請願書，軍警衝擊靜坐學生。在這兩次事件後，北京街頭和高校出現了四份揭露中共官僚階層權力腐敗、權錢交易、壓榨民眾的傳單。4月23至24日，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幾個地點出現以「工人聯合會」落款張貼的兩張傳單：《告全市人民書》和《十問書》。 《十問書》質問中共官員和家人的非法收入，享受特權特供，導致人民生活困頓。《告全市人民書》主要內容如下：「由於獨裁官僚的殘酷統治，致使物價飛漲，人民生活水準直線下降。 統治階級為了維護他們少數人的揮霍，發行大量的各種債券（如國庫券、福利券等），把人民僅有的收入據為己有……我們鄭重提出：增加工資、穩定物價。國家官員及子女，收入支出要公開。」這兩份傳單是1989年運動中爭取經濟民主最早的傳單。
這兩份傳單與高校到市區廣為流轉的另兩份傳單《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》和《革命家譜錄》相映成輝。《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》和《革命家譜錄》質疑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及家人沒有獲得人民授權，擔任黨政軍、產商學要職的正當性，質問世襲制。這些中共太子黨包括李鵬、鄧樸方、習近平等來自近兩百個中共高層家庭。這些大字報和傳單在北京等地傳播，促成勞工階層反思自己的處境，直接參與運動。
4月24日晚，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把運動定性為「有組織、有計劃、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」，這種定性試圖壓制運動質疑中共權力來源的正當性與合法性，《四二六社論》延續了對運動的定性，恐嚇參與運動的所有人。4月27日上午，北大、人大等高校外聚焦了大量民眾，期盼學生遊行抗議。在許多高校學生自發遊行後，長安街上幾乎每一次衝破軍警阻攔防線主力都是工人和其他市民，運動演化為多階層參與。遊行中學生講演：「11億中國人民都是腐敗官僚分子的受害者。我們要求清除腐敗的官僚分子，我們要求有一個廉潔的政府，你們和我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」，獲得現場工人和其他市民的共鳴。四二七大遊行中，北京農業大學的橫幅：「官倒富，農民苦」、「減輕農民負擔」，突顯農民問題。
大字報、傳單中對中共制度的揭示—中共官僚階層是不勞而獲的統治和剝削階級，以「國營和集體的名義」佔用和控制生產資料，榨取所有勞動階級的成果，以此形成了跨地域不同階層自發參與，反抗中共專制官僚集團的運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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